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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一流大学任重道远 难度超改革开放初期企业

编辑:vwin德赢官方网站 时间:2013-03-14单位:人员机构浏览量: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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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校国际化新关口

  历史经验昭示,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定任重道远,其难度较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

  改革开放前,我国内地企业无一家进入《财富》全球500强排行榜,而在2011年,已有61家企业榜上有名。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这份荣耀,能否在中国高校身上重现?

  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,是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竞争能力和水平的重大战略目标。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—2020年)》(下称《纲要》)提出:“到2020年,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,特色更加鲜明,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,建成一批国际知名、有特色、高水平的高等学校,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,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。”

  “十二五”时期,高等学校加大和深化对外合作正处在一个历史新起点和机会新关口。

  面对重要的历史时期

  《纲要》在明确目标任务的同时,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:“鼓励学校优势学科面向世界,支持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、国际科学计划,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、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。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,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,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,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,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。”

  进入新世纪以后,我国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各项建设和发展继续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跨越和进步,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。特别是全球经历了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,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外汇储备世界第一,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,国际合作机会前所未有。世界普遍关注中国的声音,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,在各个领域积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。

  我国正处在加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新时期,增长潜力巨大,各种社会需求持续旺盛。加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各个领域的积累,使得发达国家在经济等方面与中国合作的事务,在近一个时期明显增加。

  仅以出国留学人员为例,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:从1978年至2010年我国各类出国人员总数达190.54万人;2010年达28.47万人,比2009年增加5.54万人,增长率达24个百分点。

  所有这些都表明,高校的对外开展合作迎来了历史新机遇。只要我们把握得当,合作双方都会取得重大成果,并会使我们处在有利并能主动作为的合作态势。

  在这一重要历史机遇关口,必须抢抓机遇,发挥优势,坚定不移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,虚心向别人学习求教,尽快缩小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人才培养、使用等方面的差距。通过对外开展合作,抢先进一步打下及形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坚实基础。

  建设一流大学任重道远

  学界一般认为,从已有的历史进程看,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,以意大利的博洛尼亚(Bologna)和萨莱诺(Salerno)为最早,是所谓“中古大学”之原型,始于12世纪。

 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,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期才艰难问世,以1895年建立的北洋大学和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为代表。

  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西方现代大学,经过“二战”后美国大学的发展,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世界上无可争议的一流大学地位。而且,以世界科学中心与世界一流大学相伴而生的历史事实,彰显了一流大学的独特功能、作用和品格。

  据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的研究,近代科学活动的中心从意大利开始,到英国、法国、德国至美国,经历了几次转移,而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志的高等教育活动中心也发生了几次转移。

  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来考察,科学活动中心与高等教育活动中心的转移,以及国家的发展状况,在很大程度和效应上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。

  改变世界的科学巨匠也往往诞生于一流大学:哥白尼曾就读于博洛尼亚大学,伽利略则求学于意大利比萨大学并在该校和帕多瓦大学长期任教,维萨理获得帕多瓦大学医学博士。他们三人分别奠定了近代天文学、近代物理学和近代医学的基础。

  12~13世纪,英法先后创办了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,英法逐渐成为世界高教和科学研究中心。牛顿、达尔文都是剑桥大学的学生,牛顿还长期担任剑桥大学教授;《血液循环论》奠基人哈维是剑桥大学的医学学士。法国在18世纪中后叶涌现出一批诸如数学家拉格朗日、物理学家居维叶、化学家拉瓦锡等科学巨人。

  19世纪初,德国先后办起了柏林大学、布雷斯劳大学、波恩大学及慕尼黑大学等,使德国的高教和科学研究获得跨越式发展,其在当时科学的主要领域都居于领先地位。与之相适应,德国的一批大科学家群体应运而生,包括近代地质学创始人洪堡、数学家高斯、化学家李比希、物理学家亥姆霍兹、植物学家施莱登等。

  19世纪中叶,美国借鉴英、德的模式和经验发展大学教育,1876年创办的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率先将研究生培养与科学教育结合,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,这种模式后来被各国著名大学纷纷效仿,美国也逐步成为高教聚集之高地。

 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“二战”期间及战后,吸引了欧洲及世界各地大量科学家。20世纪50年代后,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丰收黄金期,公认的世界著名或一流大学,美国占了一半以上。自1945年以来,诺贝尔奖获得者中,约80%为美国人,其领先优势非常明显。

  历史经验昭示,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定任重道远,其难度较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  借鉴企业的国际化经验

  我国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建设,应从国内企业在国际化的探索经验中获益,并积累经验,聚集力量。可借鉴这些企业“引进来、走出去”和“多层次、全方位”等成功的国际化战略,并在实践中形成我国高教国际化的特色。

  在当前阶段,“引进来”尤其具有重要意义。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,特别是理、工、医等教育和科研的水平,处于“西高、我低”的大格局中,并非短期内能够改变。

  世界通行的大学两大全球排名机构(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和上海交通大学)2008年发布的全球前20位的大学排名中,中国无一所入选。由此可见,“引进来”十分必要,更有可能。

  首先,应借鉴企业的“引进来”,从“独资、合资、合作”入手,以低成本优势为基础,以“大进大出”为导向,以市场换技术为策略,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,从高校的特点和使命出发,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指引下,有条件的高校实施“引进来”。

  其路径包括:通过在境内合作办学,以国内名校优势资源为基础,以教师团队交流、学科教学和科研人员及研究机构的跨国合作为导向,以长期办学、科研合作为首选策略,提供优惠条件,在合作办学实践中,逐步厘清“政府教育行政与高校自主管理”的相互关系及边界、高校管理“校长行政主导与教授治校”的相互关系及边界、高校内部“教师主体与学生中心”的相互关系及边界、高校价值“学校发展、院系发展与教师发展、学生发展”的相互关系及边界,为解决好高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大胆探索,奠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坚实的内外基础,为大学发展构建更为科学和更可持续的动力机制。

  其次,要借鉴企业“引进来”战略经验,通过“引进来”形成新的增量资源,极大地提升改革的力度、针对性和有效性,减轻改革的阻力,促进存量的改革突破及全面推进。大批国有企业打破长期存在并认为天经地义的“三铁”(铁工资、铁饭碗、铁交椅)等深层次难题,就是在“三资”企业市场竞争力和企业与职工效益倒逼下主动自我改革完成的。高校现今诸如薪酬和职称双轨制、教学和科研双轨制、引入人才和原有人才的双轨制等,既是传统体制的沉淀,又反映出时代改革之印记,亦有前后任领导改革举措的差异。不尽一致的探索积累和人事变迁的交织,使得存量改革既必须有理性的顶层设计,更应该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样板。增量改革的到位及其效果,是“引进来”合作办学的使命,应该发挥“鲶鱼效应”,促进高校自身加强改革的自觉性,尽快形成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所需要的内部机制及文化氛围。

  第三,鼓励各地方及各类高校在“引进来”的大格局中主动作为,这会进一步释放社会潜能,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,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,这也是企业在“引进来”进程中一个成功的经验。

  第四,“引进来”时,充分发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优势,这是我国企业实施“引进来”又一成功经验。不妨发挥广东毗邻港澳,华侨众多,特别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,人民群众和社会氛围普遍认同开放带来的变革及调整,各种承受能力包括社会和个体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等特点,探索出一条新路,鼓励广东大胆探索,先试先行,继续发挥排头兵率先试验的作用,在高校国际化上积累更多经验。
(来源:《瞭望》新闻周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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